疑罪從無的立場必須堅定不移
2021-02-03 09:02:33 | 來源:人民法院報
 

  社會高度關注的王書金故意殺人、強奸一案,歷經十多年的漫長訴訟,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兩度復核,如今終于有了最終結果。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準了王書金的死刑。

  就王書金案的最終結局,鑒于其強奸4人并殺死3人、殺害未遂1人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以強奸罪、故意殺人罪數罪并罰,核準其死刑于法有據,也符合當今社會的主流觀念,因而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本文主要討論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因為其與聶樹斌案的糾葛,即所謂的“石家莊西郊案”的“一案兩兇”,是不是非此即彼關系;二是王書金主動供述“石家莊西郊案”系其所為,是否屬于重大立功。

  先說第一個問題。“石家莊西郊案”,從一開始的“一案兩兇”,到如今的“兩案皆疑”,這個結局令那些主張兩案非此即彼的人們無法接受。聶樹斌案的再審結果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作疑罪從無處理已然受到不少的質疑,但因為王書金案其時仍在復核程序之中,最終結果仍未明朗,因此這個疑罪從無似乎勉強可以接受,而如今王書金自認鑿鑿的“石家莊西郊案”又是一個疑罪從無,不免讓人有些失望,對于受害人及其家人而言,這樣的結果雖在意料之中,但未必是他們內心期待的。

  眾所周知,非此即彼的說法是沒有事實依據的、不科學的,案件之間的關聯必須依靠證據來證明,而不能依賴人們的想象、猜測。若依此說,“石家莊西郊案”如果不是聶樹斌干的,真兇一定就是王書金。反之,現在不認定王書金實施了該起犯罪,那就意味著真兇非聶樹斌莫屬。如此不就反過來影響到了聶樹斌案件的再審改判結果,豈非宣告給聶案平反是錯誤的?這就好比是蹺蹺板,摁下了這頭,又翹起了那頭!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四條重申,“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對被告人從重處罰,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中央政法委也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對于定罪證據確實、充分,但影響量刑的證據存在疑點的案件,應當在量刑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司法機關對于王書金案中“石家莊西郊案”部分的處理,再一次貫徹了證據裁判、綜合判斷、疑罪從無的原則,繼聶樹斌案之后再一次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在聶樹斌案再審結果公布之際,我曾說過,聶樹斌案與王書金案這兩個案子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聶樹斌案的再審,最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定他無罪,給他徹底平反,那是基于證據裁判的基本要求。現在對于王書金,他是否是“石家莊西郊案”的真兇,同樣要秉持法律的規定,按照證據裁判的基本原則,來進行審理,來完成死刑復核的后續過程。事實上,按照證據裁判的新理念,認定不了聶樹斌的最終有罪,是因為聶樹斌案的事實不清楚,證據不充分,按照再審判決書的說法就是,基本事實也不清,基本證據也不牢固,主要就是憑他一個人的口供定案。那么反過來,現在要認定此起案件系王書金所為,同樣也要重證據,而不能僅憑其口供。

  其實,對于司法機關而言,每一次的疑罪從無均是“大考”,都須經受方方面面的質疑。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疑罪的存在是客觀的,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必然的,因為司法終究是人的司法,受制于人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手段,而案件事實千差萬別,又無一例外都屬于過去時。要想把案件真相還原、重現,不能僅憑想象和猜測,而需依賴證據。一旦證據缺失,或者雖有一定證據但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又該何去何從?全然沒有證據的情形容易處理,最麻煩的是有一定證據但又不夠確實充分、難以排除合理懷疑、無法形成唯一結論的案件,此時是疑罪從無、還是疑罪從有(包括疑罪從輕、疑罪從掛),就成了考驗司法機關辦案理念、水平、能力和考驗司法權威和公信力的試金石,也成為考驗社會大眾法治觀念、人權意識的關鍵所在。

  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人權保障的宗旨出發,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嚴格司法的“三符合”目標,即推進嚴格司法,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這些既是黨中央給新時代的司法機關提出的新要求和改革任務,也是轉變傳統觀念、培育社會公眾法治理念、人權意識的重要保障。以“石家莊西郊案”為例,聶樹斌案存疑要從無,王書金案存疑同樣須從無,證據裁判的原則必須一以貫之,疑罪從無的立場必須堅定不移。惟其如此,我們的司法才能不至于因為疑罪從有而一錯再錯(既可能冤枉無辜又可能放縱真正的罪犯),才能經受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社會大眾特別是案件的被害方應清醒地認識到,因為證據方面的原因一時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都無法緝獲真兇、追究刑責,司法機關只能按照疑罪從無規則處理,這是法治的代價,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必須建立起一定的平衡機制,如此才不至于因為報應心理或復仇心切而強逼司法機關違法辦案,成為新的罪案的主使或幫兇!疑罪從無必須有良好的法治理念和制度,也全賴良善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

  第二個問題,王書金主動供述 “石家莊西郊案”系其所為,是否屬于重大立功。有一種輿論認為,王書金之所以自認“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是在為自己求一條生路,至少是藉此茍延殘喘,利用死刑復核程序,爭取多活一些時日。這種說法已經被王書金自己否定。就我的判斷,這種說法多來自具有一定法律知識的同行,既然是法律人的說法,那就得詳細論證一番,王書金的這一行為是否夠得上重大立功?

  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以及1998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發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犯罪分子有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協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等表現的,應當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對于有立功表現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據此,立功的情形首先是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行為;如系本人所為,不能認定為立功,至多能夠認定為自首。因此王書金自認“石家莊西郊案”是其所為,本就不屬于法定的立功情形。此外,是否立功,必須查證屬實,不能單憑本人供述就認定為真實可信;無法證實的,即不能認定為立功。王書金自認的“石家莊西郊案”,公安、檢察、法院均不予認定,王書金立功一說就無從談起。

  那么王書金的行為是否屬于“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呢?王書金一方的邏輯是,因為王書金自認,因此排除了聶樹斌的作案嫌疑,最終促使聶樹斌冤案昭雪,這樣一起影響重大的案件得以平反,對于中國的司法進步乃至整個社會進步而言意義深遠,無疑是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但仔細分析,雖然王書金的自認客觀上有利于聶樹斌案重新進入人們關注的視線,得以提起再審并最終形成聶樹斌罪疑從無的結論,但嚴格而論,王書金并未“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更為關鍵的是,王書金的自認并未能查證屬實。再則,聶樹斌案已經確認為冤假錯案,相應的國家賠償程序已經完結,后續的錯案追究機制已經啟動,那么,相關責任人被問責是否屬于“其他案件”,這些案件的偵破是否應歸功于王書金?顯然,在此情形下,王書金未能“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行為”,其自認的“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也未能得到證實。

  附帶的一個問題是,在認定立功等有利于被告人利益的情形時,是否貫徹 “功疑惟重”的原則?這和前述的罪疑從無有一定的關聯,體現了我們祖先治國理政的寬宥思想。據公元前5世紀的《尚書·虞書·大禹謨》記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其中的“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意思就是:與其殺掉無罪的人,寧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而“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講的是:罪可疑時從輕,功可疑時從重。罪疑從輕如今已經被否定,但功疑惟重的觀念似乎沿襲了下來,而且得到了人權思想、疑點利益有利于被告原則的強有力支持。在理論和司法實務中,通常認為,針對定罪與針對量刑中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實(特別是立功)認定應該區別對待,對于前者采用無罪推定和嚴格證明標準,對后者采用自由證明和優勢證據原則。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場是“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對被告人從重處罰,應當適用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反之,對被告人從輕、減輕等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實并未規定最嚴格的證明標準,從體系解釋的邏輯脈絡分析,可反向推論對此類事實可以不適用最嚴格證明標準。立功等從輕處罰事實的認定可以適用優勢證明標準,在證據種類、提出和調查方式上的要求不應過于苛刻,對于用于證明被告人立功等量刑事實的證據在證明能力上不應作嚴格的限制。如證據種類方面,不宜局限于法定證據種類,對于有關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民意的反映材料等也可納入考量范疇;提出和調查方式上,也不拘泥于證據來源的方式,如通過查閱卷宗或者電話詢問的方式取得的材料也可作為對被告人量刑的依據。但王書金案件的疑難在于,其功與罪是交織在一起的,所謂的功即是其罪,罪就是其功。王書金企圖以己之罪去脫他人之罪并為自己爭功,于是陷入證明上的兩難:先要證明其有罪,方能證明其有功;如無法證明其罪,也就無法證明其功。如今最終的裁判結果未能認定王書金在“石家莊西郊案”之中的罪,其有功之說當然也就無從成立了。退而言之,即便王書金在其中的罪能夠證實,其有功之說也是無法成立的。(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盧建平)

責任編輯:于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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