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王書金“自證其罪”的法律性判斷
2021-02-04 09:04:23 | 來源:人民法院報 | 作者:王秀梅
 

  2020年12月22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王書金案二審宣判,維持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王書金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刑事附帶民事裁定。自2007年3月12日,該案由邯鄲中院作出一審刑事判決至此次終審裁定,都沒有認定王書金為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真兇,其間一直交織著刑事訴訟過程對事實認定和證據采信問題。尤其是王書金“供述”其為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行為人,并以此為由提出上訴,以及2016年12月2日,聶樹斌案故意殺人、強奸一案經再審,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無罪,此后,關于誰是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真兇問題引發一定的關注。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2020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沒有核準河北高院維持第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強奸罪判處被告人王書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刑事裁定;撤銷河北高院第二審裁定和邯鄲中院第一審判決,發回邯鄲中院重新審判的決定,并不是因為王書金自認是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真兇,而是因為其涉嫌實施強奸、殺害被害人張某甲的犯罪事實出現了新證據,需要對該起犯罪進行重新審理和判決。而王書金關于其本人是石家莊西郊發生的強奸、殺人案真兇的供述,無論是在起訴階段,還是在一審、上訴審和再審等各個階段自始至終均未得到相關部門的認定。

  其次,王書金和聶樹斌在石家莊西郊發生的強奸、殺人案中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所涉及的聶樹斌和王書金是兩個互為獨立的個體,無論二人持有何種心態,處于何種情形,他們所作出的供詞,都應該是“自證其罪”的證據。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懷特法官在布魯頓訴美國一案中指出:“供詞不像其他證據,被告人自己的供詞可以認為是對他不利的最確鑿和最具破壞性的證據。”由此引發的問題是,王書金強調其為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真兇則需要相應的客觀證據加以證實,該供詞的真偽性確實存有很大疑問。通過對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現有證據的審查,不難發現用于指控聶樹斌和王書金主動“供述”的關鍵性證據均存有瑕疵。

  1994年8月5日,河北省石家莊市西郊孔寨村一片玉米地發生的強奸、殺人案至今已經過去了27年,元兇之謎仍未解開,但并不意味著它永遠不會被偵破。美國康涅狄格州警方于2019年6月逮捕一名現年53歲的緬因州男子,他被控于30年前性侵犯和殺害一名11歲女孩。該女孩每天都步行回家,1986年9月23日,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見是在離學校半英里的地方,12小時后,她的尸體在學校附近被發現,此案歷經30年才告破。許多人因年頭較久對找到罪魁禍首失去了信心,但承認失敗就是對死者家屬的冷漠無情,堅持以事實為根據,追求真相,無論犯罪發生多久,最終都會使真兇伏法,使正義得到伸張。

  最后,依照“以事實為根據”的司法原則客觀審查王書金“供述”內容的真偽。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強調:“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現實中不排除個別案件存在無法查證的供述或虛假供述,作虛假供述大體有以下三種情形:一是自愿性虛假供述,即在沒有任何外在的壓力下,因對先前實施的犯罪行為產生內疚或自責,或者為了保護真正的犯罪人而故意提供虛假供詞。二是順從性虛假供述,即故意為結束審訊或獲得預期利益而提供的虛假供詞。在審訊過程中,認為虛假供詞的短期利益大于未來的成本。三是說服性虛假陳述,即犯罪嫌疑人懷疑自己記憶的可靠性,開始相信其可能實施了犯罪,進而提供了虛假供詞。供詞本身既是有力的證據,也是有害的證據,如果被告人有罪,則發揮了“證據之王”的作用。如果被告人未實施該罪,虛假供詞就會對審判產生很大的影響。王書金以“未起訴他在石家莊西郊玉米地的那起奸殺案”作為提出上訴的理由,其供述的初始動機明顯有異于常人的思維范疇,不能排除其出于自首、立功或其他目的。

  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虛假供述干擾公正審判已是一個普遍共識。根據美國無辜者項目辦公室的統計,在曾經處理的258個通過DNA檢測改判無罪的案件中,有25%的案件涉及虛假供詞。如果像美國司法部估計的那樣,在美國監獄監禁的200萬囚犯中有10%是無辜的,而在這10%的囚犯中,可以推斷有多達5萬人的定罪涉及虛假供詞。除了通過DNA科學檢測外,通過審查虛假供述的實質內容,包括審訊期間所作的供述,以及供述在審判中和定罪后所起到的作用,足以揭示供述的真偽。

  雖然王書金“供述”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但在一些關鍵節點和證據鏈條上都存有諸多疑問,不能滿足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和關聯性的要求。王書金知道并供述有案件發生和實際實施犯罪行為有著本質的區別。從證據上分析,石家莊西郊強奸、故意殺人的事實,僅有王書金的供述,在沒有其他任何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難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因此,不能排除對王書金“供述”真實性的合理懷疑,故根據案件客觀事實而非王書金“陳述的事實”和證據都無法認定王書金是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真兇。

  毋庸置疑,王書金一案的最終結果體現了司法審慎的態度和疑罪從無的法治精神。雖然王書金案是依據1979年刑法的相關規定作出判決,盡管1979年刑法尚未明確疑罪從無原則,但是,如同石家莊西郊強奸、殺人案的事實無法還原一樣,當下王書金案的審理也應堅決排除疑罪從有。適用疑罪從無,是“有利于被告人”和避免錯案發生的司法審慎態度和不枉不縱法治精神的體現。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


責任編輯:羅一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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